20多年前，贵州一个小伙上班时间溜出去同女朋友见面，在山坡上发生了关系。来了两个歹徒，把他绑了扔在一边，把他女朋友轮奸后杀害了。小伙挣扎下山报了案。公安好多天破不了案，就认定是这个小伙杀人。精斑DNA检验检出了小伙的精子，现场细节又完全与其交代的一致，审讯人就反复刑讯突审。小伙熬不过，想想也确实是自己连累了女朋友，不如一起死了，就承认自己杀人。被告人到法院翻供，法院退回补充侦查，但又遭刑讯，于是不再翻供。高级法院核准死刑，执行了。两年后，四川某看守所一在押犯交代了贵州还有一个命案，对另一人审讯，也证实了。杀人经过和现场细节的口供传真回贵州，贵州警方才知出了大事。后来，小伙的家属得到了两万多元赔偿。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撤了调了一批人员。
　　这次湖北的佘祥林杀妻案，佘坐了10几年牢，被“杀”的妻子居然回来了，该案一时成了典型冤案。当地公检法捅了个大娄子。
　　为什么这类案件都要到真正的凶手被抓、“死者”出现，才能够平反昭雪？假如没有这样的铁证出现，这样的冤案能否平反？可以说，这个几率近乎零。
　　刑事案件其实还是法院审判质量较好的一块。因为好多证据都是物证，像血液、指纹、尸体、凶器，很难伪造，也很难任意解释。出现一个硬证据，再想掩盖也掩盖不了。像湖北该案，高级法院把好了死刑关，才没有把这个“杀妻犯”判死刑。但为什么县法院和中级法院仍要判他15年？除了“死者”家属的压力外，有罪推定、刑讯逼供、口供定案是主要原因。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就该案向新闻界说：从审判机关的角度来看，有关司法理念需要调整和变更。第一，对刑法的功能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要全面认识。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，还有更重要的功能，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。第二，要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人权、保护无辜，那么就要有一个选择，出现疑罪的时候是疑罪从无，还是疑罪从轻。第三，如果出现疑罪，或者事实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，我们到底是从民意还是从事实？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他案件，审判机关作为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必须严把事实关，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。
　　最高法院这样的认识，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。只是这一次，有了一个可以大声说出来的机会。实际上，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，姑息刑讯逼供，重视口供定案，搞疑罪从轻，甚至疑罪从有，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。只是有些冤案，没有“死人”复活、真凶出来这样的铁证，让媒体这样穷追猛打，让专家这样评头品足。
　　冤案为什么平反难？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，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，惟一的方式是刑讯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，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。而这些人的行为，是职务行为，一旦盖了大印，就是这个机关的事。办案的、审批的、签字的，都要一起担责。到了检察院，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，如果没有把好关，公诉人、批捕处长、起诉处长、检察长都有责任；到了法院，主审人、合议庭人员、庭长、审判委员、院长都有责任。再到二审，法院、检察院都是一群人有责任。因此，平反一个冤案，涉及的机关很多，涉及的有司法权的人士不下几十个。集体负责能够防止错案，而错案一旦形成，则很难平反。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了，还有公权力的威信问题。为一个被告人要损害很多人的声誉，一般干脆不提复查。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，往往以在押人的失败告终。
　　刑事案件这样，民事、商事、行政案件的错案就会更严重，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，大多数可以有多种理解，法官解释起来得心应手。一些法院对理解不同的错误判决，一般不会认为是错案。这类案件的错案，一般不可能有刑事证据这样的确定性，在社会上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。因此，这一块的错案，纠正起来比刑事案件更难。
　　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说：错案是无法避免的，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。司法队伍的素质要提高，目前的司法制度要改革，要努力使司法公正得到实现。我们期望中国的司法改革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更快的突破。